中国当代行为艺术考察报告

概要：三、 作为生存状态的行为艺术对象化的行为艺术出现以后，随着其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观念与思想似乎越来越在其对象化的过程中减弱了其光芒和力度；艺术创造的主观愿望与现实生活之间似乎并非容易沟通；观念与思想投射到人、社会、自然的诸种事物和现象所形成的有形无形的文本结构，作为一种媒介，似乎在中国很难经由艺术家之手支配、调动得自如、灵活和完满。于是，创造的媒介，被减缩到或者说还原到肉身化的具体的个人生存状态上，而艺术家本人的身体行为语言，最能代表个人的生存状态。在这方面，朱发东开宗明义地说道：“在今天艺术已成为一种生存状态，艺术作为对生存状态的反映和呈述，我认为，前卫艺术要做的工作就是：消除文本，最终凸现出的是艺术家的生存状态，这个时候，生存状态已成为艺术的主体，成为媒体本身。”(注4)身体行为的出现，对于艺术家朱发东来说，源自寻求一种艺术与公众发生直接关系的强烈愿望。1992年广州双年展之后，在空虚和无聊之中，朱不得不寻找一种更直接的表达方式，这时候就有了新的可能性，他开始在纸本上制作很多带有波普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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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作为生存状态的行为艺术

　　对象化的行为艺术出现以后，随着其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观念与思想似乎越来越在其对象化的过程中减弱了其光芒和力度；艺术创造的主观愿望与现实生活之间似乎并非容易沟通；观念与思想投射到人、社会、自然的诸种事物和现象所形成的有形无形的文本结构，作为一种媒介，似乎在中国很难经由艺术家之手支配、调动得自如、灵活和完满。于是，创造的媒介，被减缩到或者说还原到肉身化的具体的个人生存状态上，而艺术家本人的身体行为语言，最能代表个人的生存状态。在这方面，朱发东开宗明义地说道：“在今天艺术已成为一种生存状态，艺术作为对生存状态的反映和呈述，我认为，前卫艺术要做的工作就是：消除文本，最终凸现出的是艺术家的生存状态，这个时候，生存状态已成为艺术的主体，成为媒体本身。”(注4)身体行为的出现，对于艺术家朱发东来说，源自寻求一种艺术与公众发生直接关系的强烈愿望。1992年广州双年展之后，在空虚和无聊之中，朱不得不寻找一种更直接的表达方式，这时候就有了新的可能性，他开始在纸本上制作很多带有波普意味的“大名片”，这种波普的意味体现在文字的应用上，“寻人启事”这种更广泛、更切入社会现实的想法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1993年元月，他印制了大批“寻人启事”，穿行于昆明的大街小巷，在凡是有人聚居的地方张贴这种众为熟知的纸单。虽然寻找的是自己，但无论对艺术家自身还是公众，都提示出了一个难以否定的问题：在今日商品化的社会里，艺术创作的独立性何在？每个个体的人的自我安在？如果人的身形能寻找到的话，那么人的精神魂灵的缺失谁又能寻找到呢？1994年5月20日，朱发东来到北京，开始实施为期一年(因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未能持续完满)的行为“此人出售，价格面议”。他自穿中山装，背后缝有“此人出售，价格面议”的文字标志，行走于街头巷尾，引起了行人极大的反响，并经常有人出于各种理解，与他交谈，询问出售自己的原因，或商议雇用价格。朱发东对此作品解释道：“我觉得这是一个精神物质化的时代，艺术家必须对时代做出反映，这也是我迈向艺术成为生存状态的另一努力。”(注5)的确，艺术家已不满足于用纸单招贴作为媒介，而将自己的肉身作为媒介，直接参与和渗透到公众之中，从而把艺术家在当代文化中的自我反省和批判推到了极至。在精神物质化越来越严重的今天，远离我们生活的平面图式越来越妨碍艺术与公众的交流。对当代艺术家而言，精神上的困惑必然驱使去开辟新的艺术媒介和语言，来证实人的生存状态。艺术的行为，以其直接的批判精神至警示的姿态，使艺术与公众在意识中达到沟通。1997年3月14日，朱发东开始实施历时100天的行为艺术活动“生活方式”。在这期间，朱发东受雇于许多单位、家庭及个人，有政府机关、有公司、有私人朋友也有陌生人，但雇佣干活计时论价。如果说前一件作品“此人出售，价格面仪”，出售的是人这个媒介，那么，在这最新的作品中，媒介被更推广到人与人的一种无形雇佣金钱交换关系上。朱发东在100天内所做的各种雇佣工作究竟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朱与每位雇主之间的交换关系，在朱的眼中，今日生活方式就是交换关系，就是不同范畴彼此之间的各种界定，是当代社会中的关系决定着人的角色和价值。显然，朱成功地利用自己的行为活动，促使人们对当代社会生活的核心问题更深的认识。

　　在中国的今天，当公众在为“生存”而承担责任的时候，都有不少实验艺术家在为“责任”而承担生存，这在马六明、张洹、王晋、苍鑫、顾凯军、庄辉、徐三、朱冥等人所从事的行为活动中显现出来，其中马六明和张洹二人始终以自身的裸体为媒介来实现艺术家对自我和社会生存环境的警示态度，因而成为中国行为艺术家中迄今为至最富有视觉冲击力的人。自1993年11月开始，马六明开始以其秀气、漂亮的面容和修长的身材作为发展自己行为艺术最直接的语言因素，采用妖媚的女性面容化妆与男性人体这种男女合一的行为表演方式，进行了数次的以《芬·马六明》为主题的系列行为表演。如在《芬·马六明的午餐》中，他面部女妆、男人体，把一条活鱼弄熟后端到桌上，自己坐在桌旁将一塑料管一头套在自己的性器上，另一头放入口中，再用筷子把鱼肉和鱼骨分开，置鱼骨架于鱼缸中。“芬”这个莫名的词，是马六明眼中一个非男非女、男女共体的复合形象，一方面是明显的性别特征，另一方面又是明显的性别特征的互渗与消解。它奇异但却真实地呈现出人在文化、社会的挤压、制约下的异化与中性化，与其说这个中性化的“芬”是对时代环境中的人的生存状态的体现，倒不如说这是马六明本人对生活、对生命的切身体验的产物，虽然外在环境与内在精神是不可分的，他在自己的随笔中写道：“多年的生活经历使我深深地感到艺术远没有像人们所认为的那么有价值。生命本身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它。所以我选择了生活式的艺术方式来表达我的艺术观点。”(注6)他从一代艺术家对以传统平面艺术形式传达对历史、文化的关切，反弹回到对自身的情感，身体在现实环境中的境遇的关注上，与朱发东强调消除文件、突现艺术家的生存状态的思路是相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马的每次表演中，马既是“芬”的创造者和表演者，又是“芬”的凝视者，马与“芬”既叠合又分离，这种“既”与“又”的关系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传达出来的是一种沟通的艰难与阻隔的无奈感受，因而给观众的感受十分真切和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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