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到处言不到 言尽处意不尽”——漫谈古典散文艺术之三昧

概要：【作者】 肖旭 散文是一种独具艺术特点的文学样式，它不同于小说，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全面的人物形象刻画；但有时却也可以有近乎小说的描绘，如《庄子·外物篇》的一段： 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子之若何?”小儒曰：“朱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逸诗。今本《诗经》无此句。)”接其鬓，压其频，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千盗墓的差事，本不光彩。但欺世盗名者流却偏要引经据典，说些冠冕堂皇、酸不溜湫的废话。语言富于个性化，动作合个人物的微妙心理，因而形象活灵活现。文章对于高谈诗书礼法的儒家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这很像现在的“小小说”。但它终究不是小说。这段故事在整篇文章中并无独立的地位，它只不过是作者用来说理的一个譬喻。因此，只能说是带点小说味的散文。 散文也 不同于诗歌 。它不像诗歌那样有比较固定的型式和严密的格律要求，但它有时也要推敲声律，纵情抒怀，写得有点近乎诗歌，让人读起来朗朗上口，一片宫商，激动不已。如范仲淹的《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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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肖旭

    散文是一种独具艺术特点的文学样式，它不同于小说，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全面的人物形象刻画；但有时却也可以有近乎小说的描绘，如《庄子·外物篇》的一段： 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子之若何?”小儒曰：“朱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逸诗。今本《诗经》无此句。)”接其鬓，压其频，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千盗墓的差事，本不光彩。但欺世盗名者流却偏要引经据典，说些冠冕堂皇、酸不溜湫的废话。语言富于个性化，动作合个人物的微妙心理，因而形象活灵活现。文章对于高谈诗书礼法的儒家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这很像现在的“小小说”。但它终究不是小说。这段故事在整篇文章中并无独立的地位，它只不过是作者用来说理的一个譬喻。因此，只能说是带点小说味的散文。

    散文也 不同于诗歌 。它不像诗歌那样有比较固定的型式和严密的格律要求，但它有时也要推敲声律，纵情抒怀，写得有点近乎诗歌，让人读起来朗朗上口，一片宫商，激动不已。如范仲淹的《岳阳搂记》，欧阳修的《秋声赋》等，实际上就是散文诗。散文诗当然具有诗歌的一些特点。又如苏轼的《前赤壁赋》，此文句式长短参差，不拘—格，并不像诗；但随语气的自然发展作不规则的押韵，读来又是铿锵悦耳，煞似好听，这实际上是以散文的语法和气势，来驾御诗—样的旋律，因而显得变化跳动，余音袅袅，如果诵读得法，就会感到很有诗味。

    由此可见，散文是一种介乎小说与诗歌之间的文学样式，具有自己的艺术特点。人们常说散文姓“散”。的确，一个“散”字就把散文 和其它文学样式自然地区别开来了。“形散而神不散”，这是散文独具的艺术特征。既散又不散，这就是散文的艺术辩证法。散文创作的一个“散”字，寓有很高的艺术要求。简而言之，可用“快”、“真”、“神”三字来加以概括。

     先说“快”。散文的“散”，当然表明了散文艺术在形式上、笔法上的灵活变化，长短如意。生活丰富多彩，千姿百态，不断有许多感人的新鲜事物涌现，散文创作可据此做出灵活快速的反映，而不必拘泥程式，死于句下。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说：散文家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本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散文的“散”，常是抓住刚出现的新鲜事中的一、二点加以发挥，文字短小精悍，适于把那充满神经线的触角，自由地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并做出急速的反映，从而达到战斗的目的。散文的笔法，有时是严肃认真，侃侃而论；有时又谈谐戏谑，妙趣横生。散文之“散”，首先在于它是一种短小精悍的随感。它反映现实的速度之快，在诸种文学样式中是名列前茅的。如欧阳修的《与高司谏书》，所叙事发生在宋仁宗景祜三年(公元1036年)，事情刚一发生，年轻的欧阳修立即挺身而出，用散文作武器，猛烈抨击了破坏改革、诋毁君子的小人。文章慷慨激昂，正气凛然，感情色彩十分强烈，士风人心为之一振，使人读后感到新鲜与振奋。据说谏官高若讷也因此文而声名狼藉，人所不齿。由此可见散文因“散”见“快”，包含了短小精悍、自由灵活、快速反映，斗争性强诸特点，这样，也就使古典散文更富于时代意义了。

     再谈“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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