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惠特曼在《过去历程的回顾》中谈到自己写《草叶集》的背景、动机和它的主旨时说：“我没有赢得我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承认，乃退而转向对于未来的心爱的梦想……这就是要发愤以文学或诗的形式将我的身体的、情感的、道德的、智力的和美学的个性坚定不移地、明白无误地说出并表现出来……”他又说：“在我的事业和探索积极形成的时候，(我怎样才能最好地表现我自己的特殊的时代和环境、美国、民主呢?)我看到，那个提供答案的主干和中心，必然是一个个性……这个个性，我经过多次考虑和沉思以后，审慎地断定应当是我自己——的确，不能是任何别的一个。”写我自己，以表现我的“特殊的时代和环境、美国、民主”——这便是《草叶集》的主旨，是惠特曼当初的“梦想”，经过他三十七年的不懈努力，也基本上实现了。《草叶集》问世前，美国文学已在浪漫主义运动与超验主义哲学相结合的基础上呈现出一片繁荣，但它主要仍是英国文学传统移植到新大陆的产物。尤其是诗歌界，在新英格兰学院派诗人的控制下，因循守旧的势力仍相当顽强，与当时雄心勃勃的政治面貌和日新月异的经济形势很不相称。以爱默生
惠特曼《草叶集》诗选作品赏析,标签：外国文学知识,http://www.laixuea.com惠特曼在《过去历程的回顾》中谈到自己写《草叶集》的背景、动机和它的主旨时说：“我没有赢得我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承认，乃退而转向对于未来的心爱的梦想……这就是要发愤以文学或诗的形式将我的身体的、情感的、道德的、智力的和美学的个性坚定不移地、明白无误地说出并表现出来……”他又说：“在我的事业和探索积极形成的时候，(我怎样才能最好地表现我自己的特殊的时代和环境、美国、民主呢?)我看到，那个提供答案的主干和中心，必然是一个个性……这个个性，我经过多次考虑和沉思以后，审慎地断定应当是我自己——的确，不能是任何别的一个。”写我自己，以表现我的“特殊的时代和环境、美国、民主”——这便是《草叶集》的主旨，是惠特曼当初的“梦想”，经过他三十七年的不懈努力，也基本上实现了。
《草叶集》问世前，美国文学已在浪漫主义运动与超验主义哲学相结合的基础上呈现出一片繁荣，但它主要仍是英国文学传统移植到新大陆的产物。尤其是诗歌界，在新英格兰学院派诗人的控制下，因循守旧的势力仍相当顽强，与当时雄心勃勃的政治面貌和日新月异的经济形势很不相称。以爱默生为代表的革新派思想家和作家一再提出要建立美国自己的民族民主的新文学。例如爱默生一八四二年在《论诗人》的演讲中表示，希望美国诗坛上将出现那种“有专断的眼光，认识我们的无与伦比的物质世界”，并歌唱“我们的黑人和印第安人……以及北部企业、南部种植业和西部开发”的歌手。就是在这样的历史隘口，惠特曼闯了出来，开始以崭新的姿态和自己高昂的声调歌唱。因此，《草叶集》的出版不仅是惠特曼个人文学生涯的真正开端，而且是美国文学史上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不过，由于它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语言，都与当时流行的美国诗歌和整个英语诗学传统大不相同，使得美国文学界用来迎接它的先是无情的冷落，接着便是恶毒的嘲讽和谩骂。惟独爱默生立即给惠特曼发出贺信，称赞它是“美国迄今作出的最不平凡的一个机智而明睿的贡献”。
《草叶集》初版有一长篇序言，其中，把爱默生提到过的想法加以具体化和发展，指出“别处的诗歌停留在过去——即它们的现成状态，而美国的诗歌则在未来”。但是，惠特曼在抵制和批判英国文学传统的控制方面大大超越了爱默生，几乎否定了从乔叟到丁尼生的整个英国诗歌，并对当时包括爱默生在内的美国诗坛采取了完全对立的态度，这无疑是过于偏激的。实际上，惠特曼既不是一个超乎历史传统之外的所谓受到“天启”的歌手，也不是如他自己所说的一个“粗人”。他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前期积累了丰富的文学知识，吸收了英美文学传统中各方面的营养；甚至到《草叶集》问世以后还在继续向同辈诗人的作品借鉴，并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逐渐向传统靠拢，以致许多批评家又反过来指责他中期以后便失去了原有的创新精神。显然，惠特曼是一个适应时代、善于在批判中继承和在借鉴中创新的诗人，只不过批判和创新在他那里居于主要地位，早期特别突出，所取得的成就和在历史上留下的影响也最为显著。
《草叶集》从初版到“临终版”，始终以《我自己之歌》作为“主干和中心”。这首长诗内涵深广，气象恢弘，颇有睥睨当代、驰骋古今之势，不愧为十九世纪以来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长诗之一。但它问世后首先引起强烈反应的主要是以下两点：一是诗中那个“我自己”往往被读者看成完全是诗人的自我写照，他粗暴傲慢，令人反感；二是诗人将性欲作为宇宙发展的基本冲动来写，或者说借性的意象来表现肉体与灵魂相互依存的关系，这大大冒犯了传统道德的禁忌。前一点经诗人的朋友和他自己说明，强调诗中歌颂的主要是那个大“我”即十九世纪美国普通人的代表以后，又引起了“自己”的两重性，二者纠缠不清，令人迷惑。后一点则到第三版的《亚当的子孙》反而有所发展，人们索性称之为“性诗”，结果在内战期间惠特曼竟因此被内政部长免职，一八八二年《草叶集》被波士顿检察官列为“秽亵”读物，禁止发行。不过惠特曼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直到一八八八年仍郑重申明：“我三十年来确定的信念和审慎的修订已肯定那些诗行，并禁止对它们作任何的删削。”这里还应当指出，《芦笛集》中那些歌颂“伙伴之爱”的短诗，也有不少批评家认为流露着“同**的渴望”，但惠特曼对此作过严正的辩解，说“伙伴之爱”是作为“男人与男人”之间亲密团结的纽带，为美国的强大巩固和世界人民的友好关系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诗人晚年的朋友s．肯尼迪也说《芦笛集》是“惠特曼写友谊和民主精神的美丽诗篇”。这个观点是可以接受的，尽管组诗中有些篇什像《亚当的子孙》一样，写得略嫌浅露，很难避免人们的怀疑和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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