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除以上四点特色外，我还想作两点补充的说明。其一是《珠玉词》中有一部分祝颂之词，这是最为不满大晏的人所据为口实，而对之加以诋毁的。祝颂之词之易流于俗恶，自是不可讳言的事实。大晏位居台阁，应制唱酬之间当然免不了有一些祝颂之作。这些词在《珠玉词》中自非佳作。然而我却以为若以大晏之此类作品，与其他一般人的祝颂之作相较，则大晏仍有他的可喜之处。如前文所言，大晏所写之事物及情感，多以气象神情为主，而不沾滞于形迹，所以大晏所写的祝颂之词，也绝没有明言专指的浅俗卑下之言。他只是平淡然而却诚挚地写他个人的一份祝愿，且多以大自然界之景物为陪衬，而大晏对自然界之景物又自有其一份诗人之感觉，所以大晏所写的祝颂之词，不但闲雅富丽，而且更有着一份清新之致。如其祝寿词之《蝶恋花》：“紫菊初生朱槿坠。月好风清，渐有中秋意。更漏乍长天似水，银屏展尽遥山翠。 绣幕卷波香引穗。急管繁弦，共庆人间瑞。满酌玉杯萦舞袂，南春祝寿千千岁。”又如其歌颂天子之《拂霓裳》：“笑秋天，晚荷花缀露珠圆。风日好，数行新雁贴寒烟。银簧调脆管，琼柱拨清弦
大晏词的欣赏,标签：诗词赏析范文,http://www.laixuea.com除以上四点特色外，我还想作两点补充的说明。其一是《珠玉词》中有一部分祝颂之词，这是最为不满大晏的人所据为口实，而对之加以诋毁的。祝颂之词之易流于俗恶，自是不可讳言的事实。大晏位居台阁，应制唱酬之间当然免不了有一些祝颂之作。这些词在《珠玉词》中自非佳作。然而我却以为若以大晏之此类作品，与其他一般人的祝颂之作相较，则大晏仍有他的可喜之处。如前文所言，大晏所写之事物及情感，多以气象神情为主，而不沾滞于形迹，所以大晏所写的祝颂之词，也绝没有明言专指的浅俗卑下之言。他只是平淡然而却诚挚地写他个人的一
份祝愿，且多以大自然界之景物为陪衬，而大晏对自然界之景物又自有其一份诗人之感觉，所以大晏所写的祝颂之词，不但闲雅富丽，而且更有着一份清新之致。如其祝寿词之《蝶恋花》：“紫菊初生朱槿坠。月好风清，渐有中秋意。更漏乍长天似水，银屏展尽遥山翠。 绣幕卷波香引穗。急管繁弦，共庆人间瑞。满酌玉杯萦舞袂，南春祝寿千千岁。”又如其歌颂天子之《拂霓裳》：“笑秋天，晚荷花缀露珠圆。风日好，数行新雁贴寒烟。银簧调脆管，琼柱拨清弦，捧觥船，一声声、齐唱太平年。”这些词虽然并没有什么深远的含意，然而在感觉与情致方面也并非全无可取之处。何况在人之一生中有些欢乐美好的日子和生活，原也是值得歌颂的，我们又何可一概诋之为俗恶。这是我对大晏词要补充说明的第一点。
至于另一点我要补充说明的，则是在《珠玉词》中有一首风格颇为例外的作品，那就是大晏题为《赠歌者》的一首《山亭柳》词。现在把这首词抄在后面：
家住西秦，赌博艺随身。花柳上，斗尖新。偶学念奴声调，有时高遏行云。蜀锦缠头无数，不负辛勤。 数年来往咸京道，残杯冷炙谩消魂。衷肠事，托何人。若有知音见采，不辞遍唱《阳春》。一曲当筵落泪，重掩罗巾。
大晏词的风格，一向都表现得圆融平静，而这首词却偏偏写得声情激越、感慨悲凉；大晏词一向都不曾加冠标题，而这首词却偏偏有个《赠歌者》的题目。这两种例外的情形，同时发生于一首词之上，这是颇可玩味的一件事。要想解答此一问题，我想我们该对大晏的性格和生平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大晏在词作中所表现的闲雅的风格和旷达的怀抱，确实显示出了他的一份理性的修养——平静而有操持。然而在史传中，对他的性格却也有着另一面的记载。《宋史·晏殊传》云：“殊性刚简，……累典州，吏民颇畏其悁急。”又欧阳修之晏殊的神道碑序亦云：“公为人刚简。”而《四库提要》评其《珠玉词》则云：“殊赋性刚峻，而词语特婉丽。”大晏确实有着理性的操持，这是不错的；大晏也确实有着刚峻的个性，这也是不错的。而他在词中所表现的婉丽，就正是他的刚峻的个性透过了理性的操持所达到的一种矛盾的统一、复杂的调合的境界。所以他的词有證明之美，而无单调之失，有圆融之美，而无颟顸之病，正如日光七色之融为一白。这正是大晏词的一贯的风格。惟是日光若经折射，则仍可见其七彩的本色；同样的，大晏在遇到拂逆挫折时，也往往会表现出他的另一面的刚峻的性格，而且极为激动。如《宋史·晏殊传》载其为枢密副使时，曾“上疏论张耆不可为枢密使，忤太后旨。坐从幸玉清昭应宫，从者持笏后至，殊怒，以笏撞之，折齿，御史弹奏，罢知宣州”。又《画墁录》云：“张(先)议事府中，再三未答，晏公作色，操楚语曰：‘本为辟贤，会贤会道“无物似情浓”，今日却来此事公事。”’我们对大晏这一面刚峻激动的性格有了认识后，再来看这一首《山亭柳》词，就会觉得这首词中所表现的感慨激越，不但并非例外，而且正是必然的意中之事。这首词虽然题名为《赠歌者》，然而郑骞《词选》却认为它乃是“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之作，又说：“此词云‘西秦’、‘咸京’，当是知永兴军时作，时同叔年逾六十，去国已久，难免抑郁。”这是一段极有见地的话。大晏自14岁以神童擢秘书省正字，至54岁罢相以前，在仕途上都可说是顺利而且得意的，但自54岁罢相后，则出知外郡将近十年之久，而以永兴为最远。又据《宋史·晏殊传》云其罢相乃由于“孙甫、蔡襄上言：‘宸妃生圣躬为天下主，而殊尝被诏志宸妃墓，没而不言。’又奏论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规利。坐是，降工部尚书、知颍州。然殊以章献太后方临朝，故志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辅臣例宣借者，时以谓非殊罪”。是晏殊既以非其罪的罪名被罢相，又出知外郡既久，这种种拂逆挫折，使他在词作中露出了刚劲激动的另一面性格，原该是极自然的一件事。只是这一首《山亭柳》词，还有另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那就是它的题目是《赠歌者》。从大晏晚年的遭遇与这首词中所表现的感情来看，谓为浇自己胸中块垒之作，当是无可置疑的事，只是为什么他一定要借他人之酒杯，找一个《赠歌者》的题目呢?关于这一点，我以为则该是仍然由大晏一贯的理性的修养所使然。王国维《人间词话》云：“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同样是滴满鲜血的作品，有些人则喜欢将自己血淋淋的伤口显示给别人看；但有些人则不然，他们宁愿将自己的伤口隐藏起来，而把他们所滴的鲜血、所受的伤害，都只借着一件不相干的故事，做间接的叙述，这正是做为一个理性的诗人的特色。他们常想保有一份感情上的余裕，因此，大晏也借《赠歌者》的题目，先把感情的距离推远了，然后才能无所顾忌地将他的感慨抑郁借着别人的故事而发泄出来。同时我还以为这首词的题目并不是由臆想加上去的，而该是确有一位歌者，而此歌者之身世，则曾唤起了大晏的深切的共鸣，于是郁积已久的情怀乃因之一泄而出。这种机会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此，我们在大晏其他的词作中，并不容易看到这一种感慨激越的情调，这正因为大晏不容易遇到这样可以借端发挥的好题目的缘故。而毫无假借的揭露自己的创口，则又是大晏所断乎不肯做的。明乎此，我们就可以知道。这首风格例外的作品，不但不能使大晏的理性的诗人的基础动摇，而且反更多了一层有力的证明。这是我所要补充说明的第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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