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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我国当前法律意识领域的阻却性因素

    时间:11-22 15:43:06来源:http://www.laixuea.com 演讲稿阅读:8698

    概要:(1)法律知识的欠缺。法律知识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而且内容庞杂数量可观,而我国除了文化程度低造成的法律认知能力本身就低外,尤其表现为新型的后起的文化人的法律知识匮乏、结构单调、层次低、陈旧而不成体系无法满足相关的基本的法律需要,更谈不上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性法律知识及技能。(2)法律情感的低迷。学术界一般习惯于做这样的归结“法律观念淡漠、惧法厌讼”之类。实则这不能正确而全面反映民众的法律意识。当前主要是消极的法律现象的负面示范造成法律情感消极低沉和法律偏见,已从单纯的“怕法厌讼”演变为“惧怕法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怀疑法律本身,对诉讼抱侥幸心理”。(3)法律意志的脆弱。法律意志一般是指维权护法心理品格性的应激敏感系数的大小。而当前却普遍存在担心麻烦、恐惧报复、利益易感、权利麻木等情况。正是没有达到耶林所说的“维权的感受力和护法的实施力”⑥这两个指标。对权利被侵犯、法律被践踏所产生的痛楚是需要国人精心培养的。(4)法律态度的扭曲。法律整体态度表现为强调个人权益忽视社会义务,怀疑法律的有效性和抵触法律机关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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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法律知识的欠缺。法律知识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而且内容庞杂数量可观,而我国除了文化程度低造成的法律认知能力本身就低外,尤其表现为新型的后起的文化人的法律知识匮乏、结构单调、层次低、陈旧而不成体系无法满足相关的基本的法律需要,更谈不上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性法律知识及技能。
    (2)法律情感的低迷。学术界一般习惯于做这样的归结“法律观念淡漠、惧法厌讼”之类。实则这不能正确而全面反映民众的法律意识。当前主要是消极的法律现象的负面示范造成法律情感消极低沉和法律偏见,已从单纯的“怕法厌讼”演变为“惧怕法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怀疑法律本身,对诉讼抱侥幸心理”。
    (3)法律意志的脆弱。法律意志一般是指维权护法心理品格性的应激敏感系数的大小。而当前却普遍存在担心麻烦、恐惧报复、利益易感、权利麻木等情况。正是没有达到耶林所说的“维权的感受力和护法的实施力”⑥这两个指标。对权利被侵犯、法律被践踏所产生的痛楚是需要国人精心培养的。
    (4)法律态度的扭曲。法律整体态度表现为强调个人权益忽视社会义务,怀疑法律的有效性和抵触法律机关的适法执法行为。甚至将法律作为其他救济渠道不通后的一个保底儿性的选择。甚至出现了“炒作诉讼”和“投机法律”的并非个别的现象。而权力主体往往奉行法律工具主义理念,不自觉地导致法律虚无。
    (5)法律思维方式的感性化。纠纷解决的法律取向机率偏低,法律思维的层次浅不彻底,法律行为不到位,行为调整倾向于自律或是私了,甚至运用不法方式。思维或决策中法律因素难以介入或成为主导。
    (6)法律意识形态的畸化。法律意识形态是法律知识经理性化系统化加工后形成的法学理论体系。当前在形形色色的法学学术界和轰轰烈烈的法学教育界出现了以下不良现象:一是将传统理论改头换面后以现代性的姿态出现。二是将现代法治之艰难简单粗暴地迁怒于文化传统和经济落后。三是经过文饰的西方化理论和民族虚无情绪抬头。无论是国粹主义还是以西方法治为参照系的研究范式都是我们理论研究的遗憾。四是法学理论学术界的学术腐败。这是学术道德耻辱之典型。五是简单的经济决定一切论和滑稽的“第三条中间之路”理论缺乏了实际意义和可操作性。在法学教育界,一是仍停留在纯粹概念法学式层次。二是仍然“路径依赖”⑦式地进行着单向灌输式的教育方式。三是学生以对知识概念的完整再现为考核之最高追求。四是培养出来的法学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有加剧法治实现之困难的可能性。这些拥有法律技术缺乏法律人格的专业人员在转型期善于寄生于现实与法律之间变通了的夹缝中,进而加剧了法治的畸化走样变形。
    (二)形成原因的行为环境学分析
    人的行为是需求与环境之间利益张力的结果,法律意识本身是不能在原初意义上构造行为的。因此我们从具体的社会大环境中究其根源。
    第一,从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经济利益角度来讲,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利益格局进行了深刻而频繁的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孕育了经济成分多元和利益主体分化的经济利益格局。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是我国法治的第一推动力,然而由于体制的不成熟甚至失误,导致孕育出了经济利益的怪胎即“既得利益集团”⑧。既得利益集团是在我国市场发育程度低的情况下,享有传统特权和资本原初积累的阶层或集团在相同成本或代价的前提下所攫取的利润远远高于市场机制下的主体吸纳从国家控制下脱逸出来的资源进行生产经营进而所获得的利润。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原有特权和新控制的权力以及权钱交易的方式逐利进而成本低且随时可以转嫁危机规避制裁。它的投机性、保守性、排他性的不正当竞争的逐利方式导致其他经济利益主体正当逐利行为和法律救济的比较高成本,以至于与既得利益集团一同卷入非法律机制运作的漩涡。因此法治最有力的推动被异化和弱化了。
    在“三农”中,由于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影响,加上农业经济纳入全国市场体系的松散性和不成熟性,仍使结构单一的农业社会缺乏对法律亲近的经济利益的有效刺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中在“统”的乏力的情况下,简单的经济交往行为被准法律准权力的其他因素予以替代调整了。总之,农民缺乏对法律利益的感受,而非所谓的惰性造成。
    第二,从转型时期的政权政治体制运行角度来看,中国具有数千年的官僚政治的传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家长式政府依赖型的体制,导致民主的先天不足,近二十年来国家一直在下大力气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然而为提高民主所做的努力被强大的政治异化消解了。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没有民主,而是我们的民主有着重大的困境,那就是政权异化——是指国家在推动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政治与民间利益剥离的过程中被权力传递的中间环节遏制并扭曲了。主要表现为以权压法、部门或地方保护主义、权力与民争利、权力个人化或地方化、权力侵蚀权利、权钱交易等并非少数的现象。政治体制改革的贯彻能力退化,中央政权在通往基层的过程走形变样,欺上瞒下的“土政策”、“领导拍板说了算”、“人情裙带关系”部分地替代了法律。而且法律成了政权的工具,法官成为国家利益的绝对代表,政策指示替代法律,法律甚至有时成为了不法行为的遮羞布。这种政府为自己进行利益调整和改革的过程未能有效实现利益回避,这也就成了政府机构改革进入怪圈的原因。在这种新旧规范和各种权力势力纷纷介入对社会政治经济调整制衡的情况下,终究形成了道德滑坡,法律疲软的“青黄不接”、“礼崩乐坏”的形势和矛盾冲突。值得强调的是被传统理论界认为是“罪魁祸首”的传统礼教对现代人行为的束缚早已烟消云散了,被法律化了的伦理早已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搁浅了。在二零零三年的抗击“非典”的过程中,有力地表明民众缺乏参与意识和协作意识,只能主要依赖政府构建行政化的临时应急体系,法律参与这个过程的深度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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