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纵向上讲，涉农问题只是历史给我们提供的一个问题束的一个，我们事实上是以人类尤其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农业发展史为素材的，是以相近国家和地区近几十年农业发展经验和教训为素材的，是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进行的农村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为素材的。孙正聿教授有个说法，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是历时性问题的共时性解决，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的改革，是在一个集中的时间段里，解决以往很长一个时间段里集中的问题。离开了农业发展的多个要素的历史回顾，不用历史的方法联系的方法从整体上看涉农问题，只能是成文而不能成事。 二、要把涉农的理论研究与实际联系起来 做理论研究的人接触到的是文献材料，是举着理性深刻和人文关怀的大旗的百家之言，它可以放心大胆的进行前提的假设，研究过程中变量的假设，甚至是结果普适性的假设。抛开理论研究评价机制不成熟所造成学术浮躁不谈，理论工作者的时间尺度应当是比较有伸缩性和自由性的。但是，真正进行实务的处于改革前沿的实务工作者，尤其是我们处于决策层的政治家们，确是背负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和历史风
暑期三下乡调研报告,标签：调研报告怎么写,调研报告格式,http://www.laixuea.com纵向上讲，涉农问题只是历史给我们提供的一个问题束的一个，我们事实上是以人类尤其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农业发展史为素材的，是以相近国家和地区近几十年农业发展经验和教训为素材的，是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进行的农村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为素材的。孙正聿教授有个说法，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是历时性问题的共时性解决，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的改革，是在一个集中的时间段里，解决以往很长一个时间段里集中的问题。离开了农业发展的多个要素的历史回顾，不用历史的方法联系的方法从整体上看涉农问题，只能是成文而不能成事。
二、要把涉农的理论研究与实际联系起来
做理论研究的人接触到的是文献材料，是举着理性深刻和人文关怀的大旗的百家之言，它可以放心大胆的进行前提的假设，研究过程中变量的假设，甚至是结果普适性的假设。抛开理论研究评价机制不成熟所造成学术浮躁不谈，理论工作者的时间尺度应当是比较有伸缩性和自由性的。但是，真正进行实务的处于改革前沿的实务工作者，尤其是我们处于决策层的政治家们，确是背负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和历史风险，利用着他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很在行的数据和分析报告，进行实实在在的工作。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在“踩着地雷过河”。他们做出决策没有可以随便做出的假设，甚至不能不考虑任何一个政策可能的影响面，他们是在绝对不够充分的时间内，处理着绝对不可能有合理次序的事件，一些重大的原则性的战略性的问题，有时候是要让位于不是那么关键但是很紧迫的突发或者应急问题的。政治家的时间尺度是刚性的，这种刚性来源于政策制定的刚性和制度所产生的路径依赖的黏性。在政治体制内部，就现在而言，其沟通成本和外部效应是很大的。这不是给我们的政府官员尤其是我们的高层说好话，但是事实上，当前的理论工作者只是一味的强调理论研究思维的特殊性，理论研究的独立性，唯独不谈理论的适用性，这其实与我们一小部分扯皮的政府工作人员的做法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在这里，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提出这样的倡议，与其理论工作者把自己扮演成为社会大众的卫道士的角色，理性的占有者和传播者的角色，不如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的理论研究工作，拿出真正经世致用的治国良策来，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理论能够和当前的实际联系起来，而不只是对现实的合理性甚至是合法性做出评价。理论研究和现实的脱节是我们当前改革工作中，“无人知道路在何方，无人知道如何改革，没有人权威实施设计好的改革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同志语）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理论研究工作者和施政人员，在我们当前特殊的国情下，是分裂的知识阶层，将来需要越来越多的学者型的人才充实到公务员队伍里面去，充实到决策层去，去直面他们过去不屑的所谓的“潜规则”。
在我看来，从这个方面考虑，需要考虑以下的问题：
1、 财政约束下的涉农政策研究
我国一直以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无非是“投资，消费，进出口”，涉农问题解决难度大的很重要的因素在于，在工业化发展模式下，农民不存在着相对有优势的生产剩余和消费剩余，也就存在着购买力不足的现实问题。城乡事实上存在着价格的剪刀差，福利更是鲜有照顾到农村。现在解决涉农问题可能关键在于农村经济的较快发展，而这仅仅依靠城市自发的反哺农村，在我们市场经济的大趋势下，恐怕仍然是不够的，也不是长远可行的。
从全国范围来看，除极个别地区，农民对于市场已经有了一些较为表面的认识，也尝试着利用市场的规律和现代的交易手段致富。但是，从外部市场环境上说，各个地区市场发育地确实存在较大的差异的，而不同情势下的农民需求也是不一样的。这就面临着一方面要在较快发展的地区做好市场培育的政府工作，另一方面要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培植农民的生产能力以期提高他们的适应市场的能力，还有就要对经济最不发达地区的农民进行输血，解决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问题。在农村整体在事实上仍未适应市场机制和我国当前计划与市场双轨制运行双方面的约束之下，转型期的政府，光在收集和分析地区差异和需求差异的信息一项，就要面临着极大的财政负担。更不用说要完成以上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发展任务了。
离开财政约束提农业问题解决方案，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混淆了应然状态和实然状态。任何改革方案的提出并得以实行，都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成本，“金上马，银下马”，处理不好就是社会资源的浪费，最终还得通过种种形式摊派或者转嫁到人民群众头上。我们不是说渐进改革最好我们在主张渐进改革，而是在当前的形势下，除了这种改革以外，我们实在找不出更好的真正行得通的方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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